计量是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中国古代以度量衡（长度、容量、重量）和时间为主要内容的计量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父系氏族社会，度量衡和计时已是农业文明的基础。古书记载，黄帝以干支记日、月，并创立度、量、衡、里、数五个量，继而尧命羲、和两人参照日月、星辰制定历法。舜东巡时协调各部落氏族的日月和四时季节，统一音律和度量衡。此后，历朝历代更替必重整度量衡，度量衡成为国家治理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技术基础。

本文以中国历史为主线，以朝代更替为节点，以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为内容，较为系统的展示了计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计量文化和精神。

相传，伏羲、女娲都是创世神，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先始，也是福佑社稷之正神。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很多，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画像中大都是女娲持规，伏羲持矩。“规”指圆规，用来画圆；“矩”指直角尺，用来画方。“规”、“矩”都是与计量相关器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由此而来。“规矩”现引申为：法律、的制度、规范、规定等。

结绳记事

汉代画像砖伏羲女娲图

唐代伏羲女娲图

黄帝：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史书记载：“黄帝命隶首作数，以率其羡，要其会，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历史佳话。其治水过程，“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左规矩、右准绳”，都是充分利用了“规矩、准绳”这些与测量相关的计量器具，并采用疏、堵结合的方法，才得以治理水患。

指南车。据史书记载，黄帝与蚩尤大战，曾用指南车。

大禹治水

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扶万民，度四方。

据史书记载，大约在4000年前的夏朝初期，已建立了相对统一的测量时间、长度、容量和重量的器具和制度了。《夏书》记：“关石禾均，王府则有”。而周公灭商后，“以量度成贾而徵儥”，即以度量衡来评定物价，以保证买卖的公平交易。

漏刻。现代的人把15分钟称为一刻钟，主要原因就起源于漏刻计时。

人体各部位具有完美的比例，如果定义一指之宽为一寸，十指也就相当于一尺，人的身高正好是它的十倍。身高又与两臂伸开之长相当。正因为如此，朱载堉在《律吕新说》中推证，《史记》中所说：“（禹）身为度”就是以其身高定为一丈。古时称男子汉为丈夫，应源于此。

春秋战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财产不断增多，交换成为必然。而交换时人们对大小、多少、轻重以及所付出的劳动价值开始计较起来，因此度、量、衡成了交易的重要手段。各国度量衡不统一，制度混乱。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变法图强，“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使秦逐渐壮大，为以后统一六国打下基础。商鞅方升就是一种容量计量器具，是留存至今的商鞅变法唯一实物例证，现存上海博物馆。

商鞅铜方升

司南。中国古代辨别方向用的一种仪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发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施“车同规，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颁布了40字的统一度量衡诏书，制作了大量的度量衡器具，分发到全国作为计量标准使用。

秦代铜权，权身刻秦始皇及秦二世诏书。

 禾石铜权，秦在战国时期制造。

两汉时期的度量衡制度沿袭秦制，但也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在标准的建立、单位制的制定，还是在器具的制造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新莽时期制作的新莽嘉量，集龠、合、升、斗、斛五个量于一身，堪称世界瑰宝。

记里鼓车，中国古代用于计算道路里程的车，由“记道车”发展而来。有关记道车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阳……记道车，驾四，中道。”

太初历。西汉的《太初历》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汉族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其法规定一回归年为一年，一朔望月为一月，又称八十一分律历。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太初历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编入历法，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它还首次记录了五星运行的周期。太初历共使用了188年。

地震仪

新莽卡尺，是王莽时期的一种测量工具，可以用来测量长度、直径、深度等。

3世纪，中国进入了三国时期（220-280）。这个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斗争激烈、战争频繁，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此阶段的度量衡制度仍为汉制，但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对度量衡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对新莽时期的一斛与魏朝一斛进行比较。

曹冲称象

东晋之后，以长江为界，分为南朝、北朝。南朝以汉族人掌握政权，律历度量衡沿袭汉制。而北朝由拓跋氏建立，没有严明的度量衡制定，为了多取物于民，任意制造长尺、大斗、重称，造成度量衡制度混乱，出现了“南人适北，视升为斗”的现象，即南朝人到北朝去，把升当成斗，即北朝的升增长很快。

秤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漏刻，是用秤称量流入受水壶中水的重量来进行计时的仪器。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建立了隋朝，两次下令统一全国度量衡。但由于北朝的度量衡增加太大，隋文帝下令用南朝的小尺测日影等天文研究，而用北朝的大尺作为官民日常用尺，形成了大、小两制现象。

隋朝大小制产生原因很复杂，既有当时朝代变迁频繁，南北文化差异等导致标准一时难以统一的原因，也有追溯到原始时期关于“量天尺”的一些旧的用法，碍于儒家信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一些思想原因。当时大尺长约29.5厘米；天文乐律用的小尺长约为24.2厘米。

唐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在中国度量衡发展史上，除了在严格的管理制度、单位制改革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外，对东方各国如日本、韩国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唐六典》对度量衡制度的确定记录详细；而《唐律疏议》对违反计量规定的处罚也有明确规定。

李淳风（602年－670年），世界上最早给风力定级的计量科学家。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宋朝经济较为繁荣，科学技术居世界领先，在中国航海史上首次使用先进的导航仪器——指南罗盘。这一时期对度量衡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管理不力而相当混乱。刘乘珪创制了戥子秤，大大提高了测量精度。

旱罗盘是指不采用“水浮法”放置指南针磁针的罗盘，通常是在磁针重心处开一个小孔作为支撑点，下面用轴支撑。

水运仪象台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发明的一种大型天文仪器，由北宋天文学家苏颂等人创建。它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实际上是一座小型的天文台。

戥子秤，一种小型的量具，可以精确到五十分之一两。

元朝度量衡基本上沿用了宋代制度，《元典章》规定：凡斛斗秤尺，须行使印烙。官降法物。元朝国土广阔，海外贸易得到发展，可以在海外看到很多中国元朝计量器具。

简仪，是元代汉族天文学家郭守敬于公元1276年创制的一种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

明时期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秤中开始有西方思想。清代，康熙亲自累黍校尺，反映了对度量衡制度的重视。清末，清政府还向国际计量局定制了铂铱合金营造尺和库平砝码原器。

清代制定的以营造尺为长度标准、以漕斛为容量标准、以立方寸的金属为重量标准的度量衡体系。清代度量衡制度始订于顺治时期,完成于康熙、乾隆时期。康乾二帝对天文历算皆造诣颇深。由于中国古代度量衡一开始便融天文、律算为一体,二帝在研究天文和乐律时，必然涉及度量衡。为继承古制又要适应清制,康熙曾亲自累黍定尺,即以《汉书·律历志》为本，横累百黍为古尺,纵累百黍为营造尺。

 海关度量衡制或称“海关权度制度”，是指中国近代海关使用的度量衡制。清咸丰八年 (1858年)，在中国与英、法、美分别订立的《天津条约》所附《通商章程》中，都有关于海关税则所用度量衡的专款，规定以英国、法国、美国的度量衡制度折合中国度量衡制的标准，以后所有的与他们的外贸交易均按些标准进行，从此，我国的度量衡管理权由其他各国掌握，形成了所谓的海关度量衡。此后，俄、美、丹、比、意、德、奥等国与中国订立通商章程时，均有类似条款。

海关度量衡制的标准主要有4类： (1) 以英国度量衡制度为标准。(2) 以法国度量衡制度为标准。(3) 以德国度量衡制度为标准。采用德国度量衡制度的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后来都改用法国度量衡制。在条约中规定的上述所有国家度量衡标准，在其本国度量衡标准有了变化后，未作改动。(4) 中国与挪威、瑞典、葡萄牙等签订的通商章程中，仍以粤海关度量衡定式为标准。海关所使用的度量衡器具，衡称关秤，尺称关尺。海关度量衡折算如下： 1丈=10尺=3.58公尺=11.75英尺=3.91码=140.9英寸，1担=100斤=60.5公斤=133.3磅，1加仑=4.55公升。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多个国家已采用国际米制。时工商部建议，将本国度量衡与米制兼用，并颁发《权度法》。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吴承洛等人提出采用米制，并确定与市制的换算关系：1公升等于1市升，1公斤等于2市斤，1米等于3市尺（即一二三制）。

米制公约是法、俄、德等17个国家于1875年5月20日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依该公约成立了旨在协调国际计量和协调米制发展的协会，同时也设立了监督协会运行的相关组织，即国际米制公约组织。最初，它仅涉及质量和长度单位。在1921年的第6届国际计量大会上，对其进行了修订，其任务扩展到所有物理量的测量。在1960年的第11届国际计量大会上，它建立的单位系统被定为“国际单位制”（SI）。米制公约组织的宗旨是为了保证在国际范围内计量单位和物理量测量的统一，建立并保存国际原器进行各国基准的比对和技术协调，建立国际单位制并负责改进工作，从事基础性的计量学研究工作等。

1976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我国参加米制公约组织，1977年5月10日我国致函法国政府，宣布加入米制公约组织，1977年6月16日法国政府复照确认。 从1979年起国家计量局顾问王大珩教授当选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他是我国第一位加入该组织的代表。

吴承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承洛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技术管理局度量衡处处长和发明处处长，主持建立度量衡制度、标准制度、发明zhuanli制度和工业试验制度等，为建立和健全新中国的计量和zhuanli等制度，做出了贡献。

他主持制订了“一二三”市用制，即1公升=1市升；1公斤=2市斤；1公尺=3市尺，在全国度量衡统一工作中起了奠基作用，因而被誉为中国划一现代度量衡的创始人之一。《全国度量衡划一概况》和《中国度量衡史》两本专著，是吴承洛多年来有关度量衡研究成果的结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加快计量相关法律法规建设，1959年国务院发布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1978年颁布《计量法》。同时加强计量技术基础建设，建立了计量科研机构和全国量传体系；成立了计量行政主管部门，保证了全国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

1875年5月20日，17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米制公约”，这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采用国际单位制和保证测量结果一致的政府间协议。100多年来，国际米制公约组织对保证国际计量标准的统一、促进国际贸易和加速科技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1999年，第二十一届国际计量大会把每年的5月20日确定为“世界计量日”。

1959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米制为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统一中国计量制度。全国开展推广米制、改革市制、限制英制和废除旧杂制，取得显著成绩。

1977年5月27日，以国发【1977】60号文件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对全面推进计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5年9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新中国计量工作全面进入依法管理时期。

为全面促进计量发展，2013年3月2日，国务院以国发【2013】10号文件，印发了《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年）》。规划从六个方面，对计量工作进行了规划和部署，对进一步推进新时代的计量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